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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需要“大家”

2000-05-11 来源:光明日报 汤学智 我有话说

何谓“大家”?

在我的观念中,是指那些在文学(文化)发展中做出突出的创造性建树,并在世界上发生影响的杰出作家、理论批评家。他们应该是大师级的精英人物。

为什么说文学需要“大家”?

有人说,现在文学自由了,多元了,它已不再崇高;作家的工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文字游戏,一种情感的宣泄,他也不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写作么,玩玩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就不会需要什么“大家”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首先是因为,文学无论如何变化,作为人类精神之花,它的根——它的基因,总是深埋在人性之中。它必然要受人性的本质及其进化的规律所支配,并为人类的生存和不断向上的发展服务,满足其日益扩展和变化的精神需求。历史地看,人类的本质表现为在对自由的认识和追求中,沿着大写的人的方向逐步展开与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纵向上如同爬山一样,呈步步登高之势——精神道德情操永远向着更高的文明阶梯攀登升华。在横向上,则同时域全方位外化(对象化),形成多种多样的人生需求。这多种多样的需求,我把它概括为三项,即:物欲(生存层次),情欲(性爱和情感层次),智欲(创造层次,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多种方向)。现实地看,这种基于人性的多种需求,无论在何种梯级上,都需要得到基本的满足与和谐,同时这种满足又必须与人类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良性环境。消闲娱乐只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虽然不可缺少,却只是属于一种比较普通的层次。倘若文学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而将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置于脑后,不去关心人类社会的那些与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又令人困惑不解的共同性问题,不去对现实做出超出常人的观察、感悟与描述,那么它不仅面临着人民更为严重的不满,而且本身也将陷入一种生存的困境——它将失却强健的脊梁和灵魂,而成为智力贫庸的侏儒,甚至会因灵魂的失落而成为导致人们精神下滑的毒品。

健康的文学不是一种单一的现象,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生命系统。就大者而言,它有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部类。在创作部类中,又有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雅文学三大支干,其中,雅文学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雅文学,那么她就只能是一个尚未成熟的民族。而雅文学,同样有自己的生命系统,就方法和方向而言,包括常规创作和先锋创作;就作品质量而言,又有一般、优秀和杰作(经典)之分;就作家而言,也有普通、优秀和大师之别。实际上,真正支撑起雅文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学大厦的,是雅文学中的优秀和杰出作品,尤其是那些为时间所证明了的杰出的经典性的作品,其背后则是它们呕心沥血的创作者——大师级的作家。理论批评也是如此,它的生命正是由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大理论家承前启后不断传递的。试想,世界文学史上如果少了荷马、狄更斯、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福楼拜、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少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黑格尔、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以及那些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大作家大理论家和他们的代表作;中国文学史上如果没有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陆游、苏轼、汤显祖、关汉卿、曹雪芹,没有刘勰、钟嵘、叶燮,以及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钱钟书、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等这些伟大作家、理论批评家和他们的代表作,那人类文学的殿堂,一定会黯然失色。

人类是一种精神文化动物,她不能没有文学。文学不能没有理论批评。文学宝塔的顶尖上站立着大师。大师是文学的脊梁,文学的旗帜,是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突出标志。

大师,无论作家还是理论批评家,有几项明显的特点:

其一,他们虽然也以自己的职业来谋生(在进入商品社会之后),但绝不仅仅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视同生命,倾全部心智,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死而后已。

其二,他们的爱好绝不只是一己的兴趣,所思虑者乃关乎人类的命运和悲苦,都具人道主义的博大情怀,又兼思想家的学养和智慧。

其三,他们的天性中最少保守,最富创造精神。他们最善于学习,是人类文化自觉的继承者和勇敢的创新者。他们的精神创造,凝聚着特定民族,特定时代最丰富的社会文化(包括潜文化)信息。因此,他们的作品有着读不尽的内涵,可以为不同时代的人提供不同的人生与思想的启迪。

文学需要“大家”,时代更是呼唤“大家”。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明显。这一切不仅为作家、理论批评家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现实内容,也赋予他们巨大的时代使命——他们不止要如实地记录这一现实,更要从现实中发现那些使人在炼狱中积极坚强起来的因素,通过艺术或理论的表现,帮助人们战胜困难,重树信仰,走向新生。自然,这不是任何一个写作者都可以和愿意承担的责任。它需要那种特殊的人才,即具有大师素质(如前所述)的人才。这些人才,首先要有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同时又能穿越表层的喧嚣,进入生活的底层和人性的根部,进行全方位历时态的观察,发现那埋藏很深的人性之海的起伏涨落,及其与外层生活变化的呼应与关联,进而用独创的艺术和理论形式描绘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原生态的真实性,揭示出社会人生的真谛。这样的作品,才是现在的人类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这样的“大家”,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尤其迫切地需要。这是因为,我们正处改革的关键时刻、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正在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难免遇到异常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无法绕过这些矛盾,而必须面对它,只有集中智慧,集中力量,妥善地加以解决,才能顺利地前进。这是全民族共同的使命,文学也不例外。我们的文学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发展,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但它绝不可以回避这个时代的和民族(也是人类)的大课题,它必须积极地参与进来。而要能够真实地感受、理解和表达这样一个异常矛盾、复杂而又富有生机的现实,并提出有效理论建构,显然不是只拿文学玩玩的写作者所能胜任的。这个任务只能落在那些集思想家(广义)与艺术家于一体的“大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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